文章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发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东盟国家数字经济也受到多方面影响。短期来看，电商产品短缺和成本提高，在线旅游订单骤降，智能手机供应链中断、产能不足等问题使原本处于上升期、充满活力的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压制。长期来看，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东盟电商企业结构，激发了线上服务、数字内容等产业发展潜力。我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基础深厚，疫情的负面影响只是暂时的，下一步，双方应着眼长远，培育“新基建”等合作新增长点，深化数字经济合作。

一、短期内，新冠疫情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冲击

我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旅游客源国，受我国和东盟国家疫情管控措施影响，东盟的电商、在线旅游、电子信息制造、科技企业融资等方面均受到冲击。

一是疫情造成电商行业产品短缺和成本提高。在电商领域，一方面，由于货源主要来源于我国，东盟本地卖家所受影响最为直接。例如，我国是世界最大玩具出口国，东盟是我国玩具出口的第四大主要市场，2019年1月至10月，我国传统玩具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66.37%。受疫情影响，我国多数货物处于“断货”状态，且供货周期不可预知，即使可以发货，涉及的运输成本不可预期。不仅如此，疫情直接导致东盟国家当地需求激增，自2月9日新加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物资需求激增，Lazada新加坡公司数据显示，网上超市的订单比之前每周平均订单高出300%。另一方面，东盟跨境卖家则面临更大挑战，由于各国航空、海运对疫情的政策各不相同，因此货物出境或是入当地海外仓库受到限制，这让跨境卖家变得更加艰难。在国际海运方面，各家班轮公司正月至今装载率急剧下降，以上海为例，东南亚航线停航运力60%以上，这将导致了海运舱位紧张和市场运价上涨，对跨境卖家带来成本压力。

二是在线旅游行业订单量骤降。手机在线预订是东盟旅游消费的主要方式。受疫情影响，严重依赖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在线订单被大量取消，旅游趋势分析公司ForwardKeys预计，2020年三、四月份，亚太地区整体出境游趋势出现下降，东南亚地区减少8.1%。泰国旅游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二月前十天，中国游客预定同比减少99%。泰国国家旅游局预计，2020年一月到四月，中国游客的减少将给旅游业带来约30.5亿美元损失。越南国家旅游局预计，疫情给越南旅游业造成的损失预计将达到59亿至77亿美元。Expedia[1]是东盟市场的主要在线旅游企业（OTA），其预测新冠疫情将对集团第一季度调整后息税前利润造成3000万至4000万美元的损失，不仅对集团收益产生影响，也对整个东盟OTA行业产生冲击。

三是智能手机面临供应链中断、产能不足等问题。韩国三星将手机工厂设于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约占其全部产能的三分之二，但零部件仍然有30%来自我国，加之越南政府出于疫情限制了中国至越南的每日陆路货运量，让供应链和物流都陷入困境，已经造成了供应链大范围中断，严重影响工厂产能。如果无法解决中越边境通关问题，2020年三星在越南的营收将有可能暴跌50%，这也将对越南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此外，我国智能手机占据东盟市场份额超过60%，具有绝对优势。受疫情影响，工厂“复工”时间不定和部分东盟国家的海关限制政策，导致我国智能手机可能无法及时满足东盟市场供给。

四是科技企业融资水平大幅下降。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占东南亚科技项目融资总额的46.8%，是东南亚科技企业资本的最大来源。2020年开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第一季度中国的投融资活动、投融资事件都会大幅减少，许多东盟企业的融资计划也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新兴产业的“独角兽”在创业初期呈现“高投入、高风险、低现金流”的特征，更加需要外部战略投资。而疫情或将催生避险情绪以及经济循环不畅，对东盟“独角兽”们的现金流形成阶段性挑战。联合国贸发会预计，疫情将使新加坡跨国公司利润下降30%，马来西亚下降20%，泰国和越南分别下降15%和10%。

二、疫情为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意料之外的“场景”，甚至加速了一些“未来”的到来，为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带来了促进作用。

一是优化电子商务发展。一方面，电商平台迅速制定多样化策略应对疫情影响。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及商家供应链的恢复，东盟电商巨头Lazada从降低费用和提升流量“双管齐下”解决卖家痛点。Lazada全面下调海外仓费用，各品类的费用对比直运费可最高节省80%的费用。同时，在日常销售中加大对海外仓卖家的流量扶持，提供不同品类和频次的促销活动和曝光，以提升使卖家流量，有些卖家日流量甚至能提升2.5倍。另一巨头Shopee出台卖家复苏计划，公布免佣、免运、免手续费、免等、免费培训“五免政策”，全力协助跨境从业者恢复运营。另一方面，疫情为淘汰掉市场中的跟风竞争者提供了有利时机。以柬埔寨为例，作为东盟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目前做外卖平台的将近有10家，受跨境物流影响，供应链断链，运营存在漏洞的外卖平台将很难生存。另外，跨界合作不断加强。泰国银行业正与Shopee，Lazada等大型电商平台以及Grab等网约车运营平台寻求与合作，利用平台提供的大数据向卖家融资并尝试采用人工智能进行贷款的风险管理。

二是加速线上服务领域发展。疫情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线下经济，也加强人们对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电商配送等数字化技术与模式的依赖程度。疫情期间，越南部分中小学延期开学，进行远程学习，部分跨国企业采取线上办公。因此，实时沟通工具Skype和Zoom罕见跃升至越南App Store下载榜单前五名。越南胡志明市卫生厅正式开张运营越南第一家智慧医疗中心。另外，Line、Grab和Lazada等巨头纷纷进入泰国“代买”市场，竞争态势加剧。Line旗下外卖平台Line Man与印尼在线代买平台HappyFresh[2]携手合作服务泰国用户。巨头Grab和Lazada也分别推出了代买服务品牌GrabFresh和LazMar。网约车巨头Grab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家云厨房GrabKitchen，加速扩展其送餐市场。

三是数字内容领域或迎来新增长。越南TikTok与越南国家卫生部共同开展防护推广合作，打造“洗手歌”，并在客户端设立“携手抗击新冠病毒”的挑战标签，宣传、推广防护知识。跨国企业Grab投资1.5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以加速送餐、数字支付和数字内容等方面的扩张。印尼传媒巨头MNC集团与网络内容平台Billboard Indonesia达成战略合作，联合出品高品质娱乐节目内容。越南流媒体Waves获120万美元种子投资[3]。腾讯视频海外版WeTV宣布已经进军泰国、印尼、越南、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将启动更多海外自制内容项目。

三、我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建议

我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基础深厚，疫情的负面影响只是暂时的，下一步，双方应着眼长远，培育“新基建”等合作新增长点，深化数字经济合作。

一是更加充分合理利用政策杠杆。鉴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全球经济放缓的风险正在上升，政策杠杆调节作用凸显。我国和东盟需要通过政策杠杆减轻疫情对双方数字经济合作带来的影响，提振增长。我们应充分结合当前疫情需要，加强与东盟方对接，以“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契机，形成特殊时期数字经济层面的对话磋商与协调机制，创新制定相关政策，深化双方数字经济合作发展。

二是共同推进“新基建”建设。在数字经济时代，光缆、移动通信等网络设备设施成为必要的、普遍的基础设施，与撬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高度重合。在消费、出口受损情况下，进一步深化我国与东盟在5G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使双方在政府对接、企业合作、民众交流、资本融通等方面更为便利，以实现缓解短期经济冲击和改善长期增长潜力的双重效果。

三是促进数字经济普惠、包容增长。以疫情为突破口，加强我国与东盟在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移动支付、物联物流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普及在线就医和在线教育，提高双方民众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缩小数字鸿沟，使数字经济合作成果惠及中国-东盟人民，增强“数字获得感”。